无法给子女提供合格生活条件的贫困父母，生孩子的行为是否不道德？

笑看风云

相关新闻：四川一对农民夫妻20年生11胎 称"存钱不如存人"

请各位知友不要看到贫困父母就开始答题，我们讨论的不是“穷人能不能生孩子？”或者“穷人生孩子是否合法？”讨论的是无法提供合格生活条件的父母生孩子是否不道德。

相关问题：
穷人生孩子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吗？
如何看待新闻  《 四川村民生11名子女未罚款 称‘存钱不如存人’》？
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919267

检验医师

谢邀。。。
我们需要做概念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区分“道德”与否，在日常语境中表示是怎么一种定义。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个“是否道德”的判断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判断。事实上，个人认为是三种判断的感性混合。包括：
（1）价值判断。
（2）伦理判断
（3）法理判断

如果我们混杂起来，这类判断是不具备任何有效性，也不提供任何判断价值。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
1，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依赖于公共观察，并且通过现象而引发话语讨论，并且不排斥判断者的本位视角，以及现有社会主流话语的倾向，甚至是社会关系的现状。也就是说它依赖于公共观察的私人话语体系，并且不依赖于公共关系本身，最终诉诸公共话语体系。其合理性来自于公共话语体系后，结合多方话语最后完成妥协，最后出来一个共同体内满足于共识的主流判断，也就是所谓的“正三观”。
故而，在价值判断层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实际上是要解答：
“无法承担合格（”合格“定义依赖于主流话语）抚养义务，超量（定义依赖于主流话语）行使生育权，是否是可以被谴责的行为或者现象。”
而正如以上我们的定义，价值判断是否成立，依赖于三个要素，那就是所述社会现象是否属实，是否在较大范围内可以成立（范围不超出共同体，比如我们判断“合格”与否，参照的是我们共同体内的主流标准，而不是需要参照其他），其次是私人话语是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表达规范（比如私人话语也不能表达公共道德明确禁止的观念），且其佐证逻辑是否合理。
故而，如果作为价值判断而言，我们可以做这个家庭“不道德”的判断，但是这个道德是公共话语体系的定义，而不是伦理学的定义。事实上，我们做的并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种“谴责”。
那么，以下基本事实，
1，过多的孩子，以及不足的抚养能力，会导致此家庭无法承担法定抚养义务，甚至由于底层社会父权意识严重，其中女孩会受到更为不公正的抚养待遇。
2，抚养义务无法由私人家庭承担，而溢出到社会共同体中，必须由公共组织力以及公共财政来承担。
3，底层“多生”的社会观念，是父权结构的产物，观念上是对于底层女性的剥削，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
所以在价值判断中，依据私人立场，如果你作为纳税人和共同体成员，你私人上并不想为这件事情买单，那么你可以做如此价值判断。
而由于其作为社会现象，在主流话语中是不值得提倡的东西，那么你可以表示谴责与反对，并且诉诸公共舆论来批判。
所以反对此项事件的负面价值判断是生效的。当然，你的正面意见也是生效的，但是这些均不能构成“道德与否”的正当性判断，而是诉诸公共语境的合理性判断。
2，伦理学判断。
伦理学判断并不依赖于某类公共观察存在，但是会通过某种伦理学范式来探讨某类社会关系中，某个事件的正当性。“善”的定义依赖于逻辑前提存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探讨一个东西是否“合乎道德”，实际上是在探讨这个这个行为本身是否是益品（goods）。
那么从动机上说，此家庭认为“孩子本身是投资品”，这并不符合道德，经济学上，我们可以对于家庭生育与产出做出研究，但是如果主观，淡漠孩子的主体性（包括孩子需要接受合格抚养义务的需求），而单纯作为家庭投资品，这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原则，也就是说，你的生育意愿是生育权利和抚养义务的中间品，这个中间品如何为善，事实必须依赖于某种德性的定义，在朴素视角下，至少是对孩子的“爱“，以及尊重孩子主体性的情况下，使其快乐成长。
从义务上来说，现代政治学将生育权利，当做社会共同体的一种普遍义务，体现为一种互助主义（从罗尔斯开始），而家庭结构不是一个私人性契约，而是公共经济产出体，那么此处父母行使生育权是一个绝对应然的判断，故而此处是合乎道德的。但是，法律义务上，父母无法承担起基本合格（定义来自于法律）的抚养义务，那么法理上的判断可以据此将父母定义为”义务缺失者“，在诉诸公共舆论之后，我们可以说其不道德（日常语境的不道德）。义务论中应然权力是不存在”使用过当“的，因为他依赖的是结果判断
从结果来说，父母抚养能力不足，”多生“会造成抚养能力的分散，进而无法对于子女做出适当的培养，并且会造成社会的负担，体现为极度的自利。那么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实然性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好结果，并且带来社会负担，同时违背了互助主义原则和生育权责，故而可以称之”不道德“，甚至可以判断为”权力不当“

那么我们如果延续功利主义的话，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法理问题，那就是”通过某项政策，将实然结果的不适当反过来剥夺应然权力“是否具备伦理学上的正当性？
显然是不具备的，因为即使功利主义的”结果论“，其逻辑前提也是承认其应然权力（生育权）的基础上，通过权责关系，所做的”不道德“判断，如果”结果论“能够剥夺应然权力，并具备正当性，那么结果论本身的正当性，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以上原判断是否具备合理性？
如同开头所定义，合理性依赖于公共话语体系，所以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伦理判断之外，而是价值判断。


故而，总结一下：

这对父母行使应然权力（生育权）是正当的，合乎道德。
但是，公众可以对于这种行为和现象做出负面的价值判断（即”不道德“），这个价值判断中出现”道德“实质是一种谴责，定义依赖于日常语言。
而这对父母行驶应然权力的动机，是不道德的，忽视了孩子的主体性和快乐成长的需求。并且由于抚养义务不足，可能会造成抚养结果的不合格，在有法理依据（关于抚养权责关系的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对于其”抚养义务“进行追责。
但是，我们无法由此现象来剥夺其生育权。故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承认自然权利论之下，我们必须通过”补充条例‘来进行兼顾，包括从子女的角度，补充条例保证其“合格”（合格由法律定义，与其他公共政策部门商讨标准）的抚养红利的需求，并保证得到平等对待；其次，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对于无法良好承担抚养义务的父母，废除其私人权责（抚养），由国家财政抚养，并且对于父母进行较大幅度的追责。
为了公共财政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开销过大，我们需要提前减少某些无法良好承担义务，通过人口政策的方式调节，比如说城市生活成本扩大，个体化需求增强，婚姻的抗风险能力低下，会自然导致低生育率，而农村由于父权宗族意识存续，以及体力劳动，会过度需求人丁的现象，我们如何从人口政策上进行调节。其次，对于无法进行合格（法律定义）的父母，采取高执行力的追责。。

完毕

同花顺

这个答案似乎有一些争议，在这里我对一些疑问统一评论一下：
1，问题问的是现代社会，答案却在说工业革命以前。
回复：
工业革命以前，高生育率低教育是常态，但即使在现代社会，没有脱离马尔萨斯陷阱的群体依然存在，高生育低教育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最优选择。答案的第一、第二幅散点图，就是在说2010年的事儿，图像右下角的国家的平均生育率达到6以上，而人均寿命却低于60岁甚至不到50岁。那么，这些国家每出生一个孩子，是不是就多了一份不道德？中国国土辽阔，生活在这种状态的人群，并不少见。
我以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种群，再小到一个家庭，都有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的生物学本能。如果根据自己面临的条件选择多生育几个孩子就可以被他人斥为不道德，那么这样的「道德」就已经凌驾于这些人群的生物学本能之上，成为了对于被批评者的弱肉强食。那么此时谈论道德，是否过于虚伪？不如直接撕下伪装，声称穷困者应该被灭绝，还显得更真诚一点。
2，孩子不愿意被出生在这样的家里，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回复：
孩子无法选择，也没法在腹中就告诉你他是不是愿意。你可以声称孩子不愿意出生在最穷困的1%家庭里，类似地，我也可以声称孩子们的要求其实都很高，他们根本不愿意出生在最穷困的99%家庭里，所以这个社会中99%的孩子出生都是不情不愿的，他们的父母根本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类似地，我还能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命题——即便在这最富裕的1%家庭里，所有第二个出生的孩子也是不情不愿的。
如果你不能找到证据，证明我提出的「只有最富裕1%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才愿意被生出来」的命题是错误的，自然也无法证明「最贫穷1%家庭的第十一个孩子不愿意被生出来」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用孩子是否愿意来证明是否生育是否道德，也就毫无意义了——如果非要证明，也只能证明你的人格代入后想象出来的一个「孩子」是否愿意。但是，对那些比你富裕得多的人来说，以他们的人格代入后想象出来的一个孩子，很可能觉得在你的家庭出生也已经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原答案——————
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中，生育多少个孩子，都和道德判断无关，而只是和种群的延续有关。这个判断到现在仍然是对的。不管是生10个还是生1个，都只是人们在一定约束下的最优选择，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评价，根本无足轻重。换了随便一个人，比如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投胎到他的时代和他的环境下，面临他们所面对的条件——你也会生那么多，而且是不得不生那么多。
例如，下图是2010年世界各国女性生育个数和子女期望寿命的散点图：


在图片右下角的国家中，每名女性要生育5个孩子以上，而人均寿命又不到60岁，他们的孩子是否得到了合格的生存条件？他们是否不道德？
又例如，下图是2010年世界各国女性生育个数和15-19岁平均教育年限的散点图：


在图片右下角的国家中，每名女性要生育5个孩子以上，15到19岁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仅有5年左右，他们的孩子是否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他们是否不道德？
再比如，下图为英国从1540年到2000年的生育情况：


黑线GRR表示每名活到50岁的妇女生育的女儿的个数，NRR表示活到了生育年龄的女儿个数。从1540年到19世纪，GRR一直稳定在2到3之间，NRR则在1到1.5左右。
考虑到生育中还有一半的男性，这幅图意味那时的英国家庭需要生下4到6个孩子。而这4到6个孩子，又只有2到3个左右能够活到成熟。那么，这些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人是否有道德？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了「合格」的生活条件吗？
常常听到有人对生育很多孩子的家庭进行这样的批评，例如「为了孩子负责，穷人就应该少生」、「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或者是「生下来不教养，不如不生」之类的话。我得说，批评很容易，但是批评者有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在那样的条件下，少生孩子是最好的选择吗？看这样一幅图：


这幅图画出了技术进步和子女教育的一种动态。
下方的曲线代表了在在特定的人口数量和人均教育程度下的技术进步，这条曲线很容易理解，当人均教育年限越高，他们的技术越容易进步。
上方的曲线代表了在某个技术进步速度下的最优教育水平。当技术进步更快时，教育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就更高，人们就更需要更多的教育。举个例子，当人们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孩子只需要学习如何打猎和种田就可以了，再多学习也是白学；而在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多接受一年教育，总是都能带来一些更多的回报，人们就会增加教育。
现在，假设你穿越到了一个处于上图形态的社会中。
作为一个坚持少生脱贫，生下来就要好好教育的家长，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只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让孩子接受了10年教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你的孩子在5岁以前就夭折了，工业革命之前，该几率在30%以上。
1，虽然读了10年书，可是你的孩子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你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因为人口不足，导致曲线较低。简单地说，技术是在分工中得到发展的，人口不足的社会，你的孩子虽然教育程度高，也只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活，无法分工，不能提高技术水平。）
2，既然家庭生产率没什么提高，那么他的孩子就不用给下一代提供多少教育了，因为多教育不能带来更高的收入；
3，下一代的生产率提高更慢；
4，再下一代更加不需要教育，教育水平进一步降低。
在这样的循环下，这幅图达到最终均衡点时，人均教育程度是0——人们没必要教育，教育了也没用。在这种情况下，给孩子提供教育的人，只会被现实打脸——原来教育和不教育结果是一样的啊！此时人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生孩子，拼数量，进行低水平的生产劳作，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而你，一名穿越者，在优生优育的指导纲领下，不仅没有脱贫，而且在马尔萨斯陷阱的高死亡率条件下，你的一家很有可能就这么死光了，一个后代也没有留下。
上图中我没有提到的另一个关键假设是——在同样的人均教育程度下，人口越多，技术进步也会越快。这也很好理解，就是碰运气，拼天才。就算大家都是文盲，10个文盲在一起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1000个文盲在一起，里面可能有一个发明家；10万个文盲在一起，里面可能就有一个鲁班级别的人物了，他会带领整个社会的技术向前推进。于是，随着人口缓慢的增加，上图中的技术进步曲线开始向上移动，虽然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还是很低，但是技术进步毕竟出现了，得到了下图：


在这幅图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均衡点和。在以下，仍然是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在以上，人们会自动将教育水平均衡到。这时，一部分人仍然处于高生育、低教育水平，但是另一部分人已经开始逐渐提高自己子女的教育程度，减少生育数量。
就这样，虽然有些家庭开始减少自己的生育并且给孩子提供教育了，但还是有一些孩子根本不能接受教育。人口还是继续增多，来到了现代社会，技术进步曲线继续向上移动，得到下图：


在这幅图中，人们会自动均衡在高教育水平、高技术进步的。人们不再选择简单的低教育水平的大量生育，而是选择少生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都给予较高的教育。此时，人们的选择终于从生育数量变成了生育质量，并在高生育质量所保证的高技术进步环境下，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处在现代社会中，而另一些人并非如此。在现代社会中的诸位，自然已经开始按照第三幅图来选择低生育、高教育的生育模式。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处在马尔萨斯陷阱中，他们遵循的是第一幅图的模式——技术进步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教育对他们来说也是没用的。在简单的利弊权衡之后，他们当然会选择高生育和低教育的组合。也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抱有存钱不如存人这种想法，不仅很好理解，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不这么选择，他们就有可能灭绝。

下图显示了近三千多年人们的人均收入情况。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七百年里，人们都陷在马尔萨斯陷阱里，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变化，生产力上升很慢，增加产出的唯一方式就是生产人口。在这期间，人们没有资本，也无法积累资本，人均产出始终维持在低位，重复着不停地生育、生产、达到当前的产出边界、闹饥荒、死掉一批人以后又开始生育的低水平循环。


两千多年都没有进步，难道是因为他们太没道德了吗？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那些「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廉价劝告来主动减少生育？
都不是。相反，我们要感谢他们，我们的祖先。如果他们不是在大量生育劳动力，并且在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下进行着缓慢的人口积累，人类也许现在还在工业革命的前夜，甚至有可能根本熬不到技术爆发，就已经灭绝了。
参考文献：
JST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4 (Sep., 2000), pp. 806-828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继续前进

大部分的答案都仅仅将家庭关系视为一种私人关系，但是这不是一种现代的观念。结合一些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观念，来写几句。
一对贫困的父母生儿育女不能为生出的子女提供「合格」的生活条件是否是不道德的？ - Andy Lee 的回答 中提到了《正义论》，在《正义论》将正义的社会视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每个人都拥有自由而平等的权利。就这一点罗尔斯没有就家庭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个人对家庭婚姻方面的伦理也没有什么涉猎。但仅以此出发，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现代家庭中的父母与孩子都是这个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的成员——自由而平等的公民。
我不清楚现在各国的婚姻家庭与儿童的相关民法是如何规定的。但是，我想各种限制和禁止家庭暴力、虐待的儿童保护法律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政治社会将一个未成年、理性能力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公民的抚养暂时交由其父母进行。也正是因为抚养不是纯粹的私人事务、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现代法律中不区别婚育生育的子女与非婚生育子女（私生子）。所有的公民都是因为自然的原因而诞生并平等进入这个社会的公民，享有其公平的权利。
这也是符合罗尔斯在《正义论》乃至一定程度上向共同体主义妥协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

那么，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应该如此评价：
第一，这一对父母将生育视为一种投资，那么这个事件上的动机显然是不道德的。
第二，但是生育本身不是不道德的。个人对生育权没有研究，但是生育权是部分同隐私权利相关，即夫妻在性爱中是否采取避孕措施是一种隐私权利。既然是否避孕是一种隐私权利，那么，生育本身就是一项自由权利，父母生与不生都是道德的。（这种隐私权利能否足够作为一种“王牌”的权利来对抗计划生育在此不论证，但是我想在一般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足以的。即使在刚提出计划生育的时代，中国显然都没有面临社会资源崩溃的局面。说一句非常私货的话，计划生育不过是在为失败的经济政策埋单。如果学过基本的人口学，计划生育本身在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上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在伦理上更是严重困难的。）
由此而自然产生的儿童、未来的公民，也不应被视为社会的“累赘”，他和其他公民一样都是自然诞生和进入我们这个社会的天赐。这个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多了一个成员本身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如果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来讨论的话，单纯是指责他们给社会带来了问题，反而是不道德的——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歧视。
第三，结合上文，既然父母不过是代政治社会来抚养一个未成年、理性能力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公民，抚养不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来否定生育权了。在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中，每个公民在其幼年时获得他的公平份额的益品（goods）不是因为他是父母的子女，而是因为他是这个正义社会的一员。故而在此时，父母固然有抚养其子女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是私人性质的。在父母无力、无法进行抚养时，国家就有义务为这个儿童提供福利、教育和其他公平份额的益品的保障。如果某个公民在其幼年时因为客观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那么是这个社会显然是有责任的；当然父母有没有责任还需要看其动机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社会当然有权收回父母的抚养权。

补充一点：
在问“是否道德”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掺入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几乎等于在回答“是否合法”“是否经济”“是否现实”等等，或者有朋友提醒我正义也是有代价的。
但是，就道德哲学看来，这些都是道德之外的问题。道德评价就是简简单单的应然，在一般伦理条件下这样做是不是正当的。例如，撒谎是不是正当的？答案在哪里都是No。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更高的道德要求，我们需要撒谎，但这并不能够正当化撒谎这个行为。同理，如古罗马谚语“天塌下来也要躬行正义”，虽然这句话字面意思有些太绝对了。但是这句话清楚的表明了正义与其他道德要素之外的东西。
而其他的经济社会条件或后果都不是道德考虑的范围，但道德评判的标准就仅仅是道德的、不掺杂其他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在道德和经济、社会、政治之间权衡。在必要的时候，也许会牺牲道德。
我在道德哲学上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持有比较强的义务论的观点。

在后果主义的伦理学中，也会考虑后果。但是主流的后果主义伦理学是“规则功利主义”的。后果主义伦理学并不混淆“是”与“应当”这个问题。

不过，“道德”一词往往有不同的用法，一些人会以“XXXX是否道德”为题给出自己的问题。但他们实际上想知道的并不是道德问题，有时候是“语言使用问题”，有时候是“经济学问题”，有时候是“法律问题”，有时候是“社会学问题”，有时候则是“脑筋急转弯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修改问题表述和标签，这样才能获得相关专业领域的回答。

如何更好地讨论「XX 是否道德」的问题？ - Andy Lee 的回答

清风寡欲

照这这个趋势下去，终有一天知乎上讨论某个杀人犯杀人是否道德的时候中产阶级都能躺枪。
具体逻辑我都想好了，如下：
各位条件优越的人可能不知道，一个人要杀人的时候有多么绝望，对于你来说100块没什么，对他来说就很重要。
而且，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变成杀人犯呢？还不是社会的错么？为什么我们社会不能给未受教育，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发大把的钱的呢？杀人犯没有不道德，而是社会不道德啊！
再说现在社会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杀人犯已经夺去了一条人命，再杀死他又是夺去了一条人命，不道德的难道不是我们么？
造成少子化原因的又是什么人呢？不就是拥有社会资源又只生一个或者不生的中产阶级么？比起杀人犯，他们也剥夺了可能出生的小生命的生命啊！
他们才是杀人犯⊙▽⊙
中产阶级成功躺枪。
这就属于看着高大上但是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的话→_→
我们讨论的，不是穷人是不是该生孩子，也不是计划生育，更不是怎么解决少子化问题。
而是很具体的，这个人，生了十一个孩子，是否道德。
否。

检验医师

------------------------------------------------------------------------------
请读完加粗字体部分，然后再下结论。
------------------------------------------------------------------------------
四川村民生11名子女未罚款 称“存钱不如存人”
国内图片大河网[
微博]刘洋2015-01-29 06:58



　　1月28日，留在家里的9个孩子在新建的砖房合影。何洪夫妻生养了11个孩子，最大的女儿刚满18岁，已外出打工，最小的也是女儿，不满4岁，据称抱养给远方亲戚。



　　1月28日下午，何洪6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在家附近的荒地上玩耍。




　　1月28日傍晚，孩子们围在煮晚饭的妈妈旁边。“厨房”就是捡来的一把大伞和几口锅。
　　“存钱不如存人”——— 何洪坚持这种想法近20年。如今，他开始觉得这是“一种错误”。
　　何洪是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19 9 5年在上海打工时带回一个安徽女人，组建家庭。此后，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现在这个家庭。至2012年7月当地政府给何洪妻子安环节育前，两人已生养了11个孩子，被当地人称为“超生游击队”。更令当地人不解的是，何洪并未缴纳“超生罚款”，而且除了最后一个小孩给亲戚抱养外，其他孩子都上了户口。
　　诸多疑问背后，当地镇政府讲述着“工作的棘手”，乡邻毫不掩饰表达着“厌恶和排斥”，何洪与家人则感慨着“生活的孤独”。
　　“黑暗的陷阱”
　　老二今年17岁，称“姐姐刻意避开这里”，“过两年我也想出去闯，我想改变命运”
　　衣衫单薄，头发蓬松，满面污渍，笑容把污渍撑开。看到记者，何洪迎了上来，一群孩子跟在后面，打扮与其类似。
　　“叫老师。”何洪教他的孩子。
　　“老师。”孩子们异口同声。
　　“算了，还是叫叔叔吧。”何洪始终保持着微笑。
　　声音不再整齐，有的叫“叔叔”，有的仍叫着“老师”。
　　“叔叔这么远来，把叔叔带家里去坐坐。”话音未落，已有孩子顺着田埂，朝家跑去。
　　何洪的家位于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一棵大黄角树下，一栋两层青砖楼，门口和屋内都堆满了衣服和杂物，碗筷、粮食、肥料等日用品夹杂其间。何洪说，这些大多都是捡来的废品。一家人每天就在这些废品间倒头睡去，醒来就近随便抓身衣服穿上。有当地村民表示，“他们的生活看起来乱七八糟。”
　　楼房两旁是垮得只剩石墙的偏屋，有的用来养猪，有的用来做饭。晴天，废品伞下的石灶尚能喷出火焰；到了雨天，一家人便只能吃着夹生饭或冷饭，睡觉的屋子也会积水淹脚。生人到访，家中的3条狗叫个不停，两只猫也偶尔“附和”。何洪一边呵斥它们，一边解释：它们也是捡来的。
　　何洪夫妻就在这个屋子里生养了11个孩子。综合夫妻俩的讲述和家庭户口簿资料，孩子是7女4男，包括2005年出生的一对龙凤胎。最大的是女儿，刚满18岁，已外出打工；最小的也是女儿，不满4岁，抱养给远方亲戚；另外9个孩子如今都在家中生活，有4人在上学。这些孩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都比同龄人瘦小。
　　老二何君徽是个男孩，今年17岁，已辍学两年。他会熟络地跟着父亲招呼客人，并不断抛出“反腐”、“找工作”等社会话题避免冷场，谈吐间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他描述，自己的家是“黑暗的陷阱”，生下来就困在这，找不到出路。“我姐姐就刻意避开这里，哪怕在外面租房子打工，也不想回来。”他顿了顿，叹气，接着讲，“过两年我也想出去闯，我想改变命运。”
　　老三何君芸是个女孩，今年16岁，正念初二。她话少，常常躲开热闹，站到远处。她说，自己成绩不好，在学校常有同学嘲笑，希望未来能把成绩搞好一点。
　　老四何君龙是个男孩，今年15岁，因与同学打架刚刚辍学。何洪说，老四出过车祸，脑子摔伤了，脾气不好，也不会与人沟通。他多是陪着一起笑，讲话咬字不清。
　　其他孩子均未懂事，在田野 间追逐打闹，也在废品堆里翻着跟头。
　“存钱不如存人”
　　何洪解释，“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这个家庭的故事可追溯到1995年。
　在上海打工的何洪把安徽女人张杏子带回家。那一年，何洪30岁，张杏子26岁。有村民反馈，张杏子患有间隙性精神病，是何洪从马路边捡回来的。何洪称妻子患病是真，但并非捡回，而是在打工过程中相识相恋。张杏子自称不知自己患病，只觉得偶尔头痛，她也表示自己与何洪在打工中相识。
　　没有摆酒，没有领结婚证，两人开始一起生活。1996年，大女儿出生。1998年，老二出生。1999年，老三落地。此后，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
　　何洪解释，之所以生这么多，是想用孩子改变家庭命运。“存钱不如存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再带带兄弟姐妹，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张杏子则觉得自己完全是被动的，“我们不是刻意要这么多娃儿，只是不懂避孕，怀上后就舍不得打掉，加上我老公是个赤脚医生，每次都自己接生，然后就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何洪夫妻能生下这么多孩子？“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当地村民则称，主要因为当时何洪的大哥何学文任三台村党支部书记，讲了情面。三台村现任村主任唐朝才也如此认为。
　　“怎么可能！我对何洪比对谁都严厉。”何学文辩解称，当年对何洪计生的失败主要是他们夫妻不配合。“我那个兄弟媳妇有精神病，我兄弟又不讲道理，好多次硬绑都没效果，怕闹出人命。后来他们娃娃生多了，把村里人都得罪了，别人想当然就怪到我头上来，我也觉得委屈。”
　　蓬南镇一名副镇长针对此问题的回应与何学文类似，他表示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当初计生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有几次已经拉到医院手术台，何洪夫妻还是挣脱了。“那个女的是外省人，他们之前也没领结婚证，我们下去查他们就躲，监控起来确实麻烦”。
　“政府也相当头痛”
　　镇政府多名负责人称“他动不动就拿县领导来压我们”，何洪则表示“很孤独，没人瞧得起我们”
　“真的很不公平，他不但生了那么多，而且每个都上了户口，一家人还吃着国家低保”。提起何洪与他的家庭，三台村村民与相邻的上湾村村民都很排斥。
　　何洪家的户口簿显示，除最后一个孩子外，其他孩子确实都有户口。对此，当地村民和三台村村主任唐朝才给不出答案，而何洪本人给出的回答又与蓬南镇政府的讲述截然不同。
　　何洪说，这些孩子的户口都是临近上学时跑到政府各个部门“求出来的”，“我交不起罚款，但去多了，他们也觉得可怜，就给上了”。
　　蓬南镇政府一名副镇长则讲述，这些孩子的户口是在前些年一起上的，“当时何洪终于同意老婆安环(节育)，我们从以人为本出发，也就帮他办了”。镇政府材料显示，张杏子2012年7月安环节育。何洪家的户口簿登记日期则定格在2013年2月。
　　上户口一事的“两个版本”，只是这个家庭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据村民讲述，何洪时常教唆孩子到村民家中或地里偷东西，“只要他们看得眼热，转眼就没了，所以村里人看到他们就关门”。南都记者采访期间，村民见到何家孩子就关门或躲开的场景也有出现。
　　蓬南镇上述副镇长对此的描述与村民一致，他称“政府也相当头痛”。该副镇长讲述，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来自蓬南镇民政办主任杨燕中的数据显示，何洪一家2006年开始就有8人享受低保，每月共880元；2014年临时救助2800元，2015年至今已救助500元；每到农忙时节，政府还帮其购买种子、肥料等；2014年3月县民政局还拨款帮其新建房子。杨燕中说：“我们最初的预算是4 .6万元，结果他不按规则，硬生生要了11万元补贴。你不给，他就闹，真是把政府给绑架了”。
　　蓬南镇政府多名负责人表示，经常受到何洪的骚扰，“他动不动就拿县领导来压我们，说跟他们很熟”。
　　然而，何洪夫妻和孩子却对自己的生活有另一种描述。针对村民的投诉，何洪形容是“扣的屎盆子”。“小孩子不懂事，到别人地里摘果子或玉米这种事确实有，但我从没教唆他们，我还时常因此打他们。结果村里出了什么事都往我们身上推，都往我们身上骂”。何洪多个小孩也说，父母不让他们去偷人家东西，饿了会去路边摘野橘子吃。
　何洪承认接受了政府的救助，但他不承认是自己“闹的”，而是“一次次求来的”。对于新建房屋的款项，他称是向政府借了3万多元，其余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凑的。
　　“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孤独，没有人瞧得起我们”，何洪说，好多次想举家搬走，但走投无路。如今，他渐渐觉得当初“存钱不如存人”的想法是错的，但到了这步田地，又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一阵刺耳的哭声打断了何洪的讲述——— 老七和老五玩牌出现争执，打起架来。何洪和老二赶紧跑去劝阻。此时，家里最小的孩子已倒在屋门口熟睡，其他孩子默默守在母亲张杏子身边。张杏子往灶里添着柴火，连说了两句：
　　“这辈子命苦。”（南方都市报）


======================
@Sven 的答案文不对题，提到了增加青壮年人口比例对付老龄化的问题。

题目为：一对贫困的父母生儿育女不能为生出的子女提供“合格”的生活条件是否是不道德的？

有实力，并负责任的父母生十个八个都保证吃饱穿暖，健康发展，那么应当鼓励。
但没有实力，并不够负责任的父母生十几个，还应当鼓励吗？

@Sven的意思是可以由社会代替抚养，
当前社会的资源是否充足到没有足够多的儿童来享用？
是否全社会都愿意替部分人来养育后代？

另外，赡养老人需要的是各种物资条件，还是恒定不变的人口年龄构成比例？增加人口是否就一定能提高社会总产出？

低质量的养育，除了推高失业率，对解决老龄化问题，毫无裨益。
社会将面临养老金，失业金，双重压迫，万劫不复。
技术进步带来的体力劳动需求的减少，使欧洲出现了高失业率和低生育率并存，人家不想生孩子，不是人家傻，不要替他们操心。人类人口不能总是增加，而是要贴合社会发展形态。

就是国内，90后和00后之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大部分人前景都是屎一般的暗淡，他们将在四十来岁或者三十多岁时，和各种自动化机器抢饭碗，沦为救济金过活的贫民，还指望他们为养老贡献价值？

有不少答案提到其他落后国家，或者提到父辈祖辈的贫穷但多生育的案例，进而替事件中的父母辩护。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用非洲的标准培养的孩子， 是无法在中国或欧美和其他同龄人在同一水准竞争的，甚至是难以自食其力的生存的。